近日，阿斯利康宣布终止IL-23抗体候选药物brazikumab开发，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疫情影响导致brazikumab的开发进度被迫延缓，以及市场竞争格局的不断变化。
IL-23是自免领域的经典靶点，与TNF-α、IL-17A共同勾画出自免赛道的竞争版图。近年来，IL-23与IL-17抑制剂之间有些明争暗斗，但由于自免市场足够大，二者也算是和气生财。相比而言，IL-23同靶点药物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，既有乌司奴单抗（强生）这样的百亿老产品树大根深，又有古塞奇尤单抗（强生）和瑞莎珠单抗（艾伯维）这样的新产品青出于蓝，另外还有mirikizumab（礼来）蓄势待发。强敌环伺之下，阿斯利康终止自己的IL-23项目也在情理之中。
来源：公司财报、医药魔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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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独有偶，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近期热门的RSV赛道上。在GSK、辉瑞、Moderna进度领先的情况下，强生于今年3月29日宣布放弃RSV成人疫苗项目并终止正在开展的III期研究。事实上，在宣布退出这一赛道之前，强生已经布局了超10款RSV疫苗/小分子药物。对于前期已经投入巨大财力、物力、人力的业务方向，因为市场竞争的原因不得不中途投子认输，让我们感受到新药研发商业风险的残酷。
为什么全球前三很重要？
为什么制药企业非常看重产品开发的进度？是因为这关系到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速度，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。通过观察其他热门赛道/靶点已上市产品的销售表现，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：挤进前3名的产品通常可以瓜分70%以上的市场份额，而其他的fallow产品只能竞争残余不多的市场蛋糕。
以PARP抑制剂为例，全球已有6款新药上市，市场规模约50亿美元，但奥拉帕利和尼拉帕利两款产品占据了97%的市场份额；CDK4/6抑制剂也有相同的境遇，虽然有5款产品获批上市，不过市场也是被先发者哌柏西利（辉瑞）、瑞波西利（诺华）、阿贝西利（礼来）3款产品瓜分殆尽；明星降糖靶点SGLT-2的全球上市产品多达11款，然而市场份额依然集中在最早上市的3款产品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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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拿商业化竞争最激烈的PD-(L)1产品来说，在2022年的387.63亿美元市场蛋糕中，K药（默沙东）、O药（BMS）、T药（罗氏）、I药（阿斯利康）4款产品以92.5%的占比近乎垄断了市场，而另外18款me too产品仅占据7.5%的份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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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种种可以看出，对于同靶点的fast follow产品，要做到全球前三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商业回报。相反地，如果企业在预期的时间内未如期达成进度，那么就有可能面临被其他竞品抢走市场的情况。
当然，产品能否在市场上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，一方面与推进速度有关，另一方面，也与企业手握的资源和商业化推广能力相关。
中国创新药开发已经与全球接轨，也被纳入了全球竞争版图。制药巨头拥有雄厚的资金及丰富的临床和后期开发资源，更有机会将产品做大做强。对于国内Biotech来说，借助制药巨头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将产品推向全球会是很好的出路。
考虑到全球的市场竞争态势，制药巨头在引进项目时也会考虑开发进度靠前的品种，这也为license out提供了机会。礼新医药LM-302能被美国Turning Point公司看重，之后又被纳入BMS管线就是因为该产品是全球开发进度处于第一梯队的CLDN 18.2 抗体偶联药物（ADC）；其LM-305能被阿斯利康看中也是因为该产品是全球首个靶向GPRC5D的ADC；而默沙东斥资超14亿美元引进科伦博泰TROP2 ADC也是由于该产品的开发进度处于全球第2，仅次于吉利德的戈沙妥珠单抗。
拼速度之外，me better也有机会速度和效率是新药研发竞争的一个方面，会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竞争的成败。如果速度上不占优势，就需要在产品改良优化上寻找突破。
GLP-1药物便是一个me better推陈出新的例证。GLP-1R激动剂并非降糖药中的新事物，但是近两年几乎成为肿瘤免疫药物之后最热门的存在，也改写了糖尿病药物市场的格局，这是得益于诺和诺德和礼来两家公司不断开发me better产品。
诺和诺德在已有品种利拉鲁肽基础上，开发了新一代产品司美格鲁肽，不仅降糖减重效果显著提升，患者用药频率也从每日1次延长至每周1次；此外，在皮下注射剂型的基础上，诺和诺德进一步开发出了司美格鲁肽口服片剂。在降糖和减重两大适应症上的成功使司美格鲁肽被封为“神药”。礼来在已有产品度拉糖肽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开发出了GIPR/GLP-1R双激动剂Mounjaro（替尔泊肽），这款产品同样在降糖和减重方面显现出巨大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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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济神州泽布替尼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故事。虽不是前3家上市的BTK抑制剂，不过头对头PK伊布替尼治疗R/R CLL/SLL获得PFS优效性结果，为其后来者居上创造了契机。临床结果的优势已经反馈在销售业绩上，泽布替尼今年一季度实现2.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，中国首款年销售额突破十亿美元的新药产品有望诞生。
不过，相比速度上可以实现肉眼可见的领先，想在临床开发中做出me better还是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中国fast follow的项目大多数还是做成了me too，甚至是me worse，这也导致了“内卷”和资源的浪费。
无论是FDA对中国PD-1出海的“生死大考”，还是CDE出台的多项政策，亦或是资本市场回归理性后对企业估值的回落，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提醒我们，扎堆和同质化竞争不可取。唯有疗效“更优”或者速度“更快”的产品和企业能够存活下来。
置身于整个行业尚处于周期里的寒冬，企业融资困难的大环境下，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时机，能够使生物医药企业重新回归做药的“初心”以及重新评估公司的产品管线，将资源集中于最具潜力或进度最快产品的开发中，从而在“资本寒冬”中活下去。
